前言:万里茶道起点武夷山
作者:邹全荣著      字数:10712
       万里茶道,也称万里茶路,兴起于17世纪初,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重要的国际贸易古商道。盛产武夷岩茶的武夷山,就是这条万里茶道的起点,并且延续了300多年的茶叶贸易史。如果说武夷茶是大自然的恩赐,那么,万里茶道则是清代世界茶叶贸易成就的史诗。因茶而扬名的武夷山,如今成为人们探寻清代万里茶道起点的溯源地。武夷山不仅承载了南茶北销的陆上茶叶之路,而且在清政府五口通商后,又连通了东南亚及欧洲诸国,对接起了海上茶叶之路。

       1693年,俄国彼得大帝钦旨准许丹麦商人组成伊台斯商队赴华贸易,康熙皇帝接纳了他们,并且允许他们直接来到北京城下。首次对华贸易,伊台斯商队便从中国贩去了大量茶叶,由此走出了中俄陆上茶叶之路的第一步。雍正五年(1727),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山西商人抓住清政府对俄贸易急需茶叶货源的机遇,以常氏茶商为代表的晋商,携巨资南下福建武夷山采购武夷茶,并在崇安县的下梅设景隆号茶庄收茶,从而开拓了绵延万里的“南茶北销”陆上茶叶之路,武夷山也因此成为万里茶道的起点。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长江水路受阻,晋商南下福建武夷山采购茶叶之路被迫中断,于是开始在两湖的茶叶生产地寻找茶叶货源。加之此前清政府已与八国联军签署了《南京条约》,中国对外开放,实行五口通商,中国南方诸港得以开放。此时闽商审时度势,将武夷茶直接运往漳州、泉州、福州等沿海港口,与外商直接进行海上贸易,跻身茶叶对外贸易的行列。从此,南茶北销为茶叶之路的走向发生了根本转变,由历经两百多年的陆上茶叶之路,转变为海上茶叶之路。

       海上万里茶道起点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万历三十五年(1607),荷兰及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从澳门和岭南等地收购闽北武夷茶,经爪哇输往欧洲。此为武夷茶对外贸易之发端,海上茶叶之路由此得到拓展。1689年荷兰战败后,英国摆脱了荷兰的限制,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首次靠泊厦门港,收购武夷红茶,并垄断了欧洲的红茶贸易。因此,武夷正山小种红茶得以风靡欧洲。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作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把中国置于亚洲的中心,把亚洲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他认为:“中国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这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中国需求白银时代是在大清朝,那时,最与白银亲和的,是中国南方的茶叶。武夷茶,却在为大清朝对外贸易中,换取了大量白银。从瑞典哥德堡号沉船上发现的武夷茶,证实了武夷茶通江达海的经历,武夷茶与白银产生的贸易力量,为欧洲来华贸易的商船扬帆给力。

       起始于中国武夷山的万里茶道,不仅是一条可以与汉代“丝绸之路”相媲美的国际贸易通道,而且也是一条国际黄金旅游线路,更是一条象征中国开放、文明、友谊的文化纽带。

       2013年3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俄期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提到了“继17世纪的万里茶道之后,中俄油气管道已经成为联通两国新的‘世纪动脉’”。习近平主席充分肯定了万里茶道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同时,随着建设“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构想的提出,复兴万里茶道正逢其时,中、蒙、俄三个国家的两百多个沿线城市纷纷响应,至2016年,已成功举办了四届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中蒙俄市长峰会。作为万里茶道起点的武夷山,积极融入了这些重大的活动。

       本书作者立足武夷山,努力发掘沉积在本土茶产区的有关茶叶生产、商贸流通等方面的历史,整理出大量鲜为人知的万里茶道民俗事象和人文历史,不失为一本全面解读万里茶道起点武夷山的著作。

       万里茶道记

       万里茶道记

       武夷之民,居山业茶。茶之外鬻,始于明,盛于清。昔星村、下梅、赤石皆为茶市。崇溪诸流,茶埠珠串。民舣竹筏,转运不绝。

       茶埠兴盛,茶商纷至。晋商常氏,携资南下,会同邑商,设号景隆。驰闽赣古道,越分水关隘,抵铅山河口,陆转水浮入鄱阳,渡扬子,溯汉江。休整晋中,再折冀北。取张库官道,马帮接踵。历蒙古大漠,驼队逶迤。贩抵恰克图,易贸俄罗斯。武夷嘉叶,誉满亚欧。斯途修远,谓陆路“万里茶道”也。

       咸丰年间,太平军起。茶路阻滞,欧市茶匮。虎门烟消,五口商通。洋贾旋聚武夷,崇安茶市再兴。闽茶浮槎,集运海滨。广通洋艘,再销欧美,曰海上“万里茶道”也。

       陆海“万里茶道”,皆起闽境武夷。而今国强商盛,古国商道,亟待复兴。茶道丝路,对接贯通。中蒙俄三国携手,继往开来,共筑世纪动脉,同期梦圆。为同襄盛举,立碑以志。

       武夷山市人民政府

       甲午年孟冬月立

       万里茶道起点雕塑(邹全荣摄)

       2014年11月15日,第三届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武夷山)中蒙俄市长峰会开幕式在武夷山下梅村举行。同时举行的还有万里茶道(武夷山)城市标志雕塑落成揭幕仪式。该雕塑的创意,来源于《崇安县文史资料》相关记载:“康熙十九年(1680),其时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每日竹筏三百艘,转运不绝。”雕塑高12米,由茶叶、竹筏、浪花及半个地球仪状的基座有机组合而成。近观可见数片茶叶挺拔向上,集束成玉女峰的婀娜仙姿;远观恰似一艘扬帆的多桅商船,昂然远征,以坚毅挺拔、层出不穷的形象,展现当年武夷山作为万里茶道水运起点的繁忙景象。

       万里茶道(武夷山)城市标志雕塑碑文(由本书作者撰写)用中、蒙、俄、英四种文字镌刻,概述了万里茶道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原国家文化部部长、中华文化促进会会长高占祥,为万里茶道起点城市雕塑题词。

       概述

       概述

       万里茶道,是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经西伯利亚,通往欧洲腹地的陆上国际茶叶商路。茶商从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起程,过分水关,入江西铅山县,顺信江下鄱阳湖,穿湖而出九江口入长江,溯江抵武昌,转汉水至襄阳、樊城,贯河南入泽州,经潞安抵平遥、祁县、太谷、忻州、大同到张家口,贯穿蒙古草原到库伦再到恰克图,再由俄商将茶叶运往俄罗斯,它纵贯中国南北,运输水陆交替,全程一万三千多公里,因此号称“万里茶道”。

       发端于武夷山的万里茶道,不仅得益于大自然馈赠的独特地理环境,而且得益于时代变迁赐予的机遇,同时也伴随着时代的兴衰而跌宕起落。1989年之前,武夷山市原名崇安县。崇安,顾名思义,就是山多、山高,且人居平安的地方,此为崇尚安宁之地。因为有人间仙境之神奇,所以吸引了汉武帝刘彻派使臣来祭祀武夷君;武夷茶之神奇,在元代得到地方官举荐而成为贡茶;欧洲英国上流社会获得武夷红茶之后,居然引发了一场宫廷内部冲突;俄国商人通过晋商认识了武夷茶,巨大的利润吸引着晋商前赴后继于漫漫的茶路上,延伸出了一条壮阔的万里茶道。还有宋、元、明、清以来的海禁张弛,16至17世纪出现的大航海时代,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这些巨大的历史事变,都让偏于一隅的武夷茶处于动荡变革中。由此,也推动了武夷茶的发展与对外贸易。但是,上天恩赐给武夷山一条路,那就是茶叶之路;上天又赐武夷山以良机,万里茶道因而起于斯。武夷茶虽几经兴衰,然今天又得以复苏与延续。

       碧水丹山,孕育天产武夷茶

       “如此名山宜第几,相当曲水本无多。”这是当代著名学者潘主兰题写在武夷宫山门牌坊上的楹联。撰联者以自豪的语气试问八方来客:武夷山水能在中国名山大川中排名第几?这一大气磅礴的发问,要是对武夷山没有全面的了解,还真难给出标准的答案。但是,从《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等史料的相关记载中可知:汉武帝刘彻曾派使者到武夷山幔亭峰设“汉祀坛”,用乾鱼祭祀武夷君,把这位地方神祇位列于华夏尊神黄帝、天乙、地乙、泰乙诸神之中,武夷君才得以封禅。从这点来说,武夷山称为名山也具备了资格。

       武夷山玉女峰(邹全荣摄)

       武夷山自然环境的生态美,为武夷茶的生长创造了优势。如果说亭亭玉立的玉女峰和雄浑豪迈的大王峰是武夷山自然风光的“形象大使”,那么,逶迤九曲溪便是武夷山自然风光的“美丽名片”,而以大红袍为代表的武夷岩茶,则是让世界垂青的佳茗。三条体现地质变化特征的平行断裂带——大坑口、牛栏坑、漳堂涧,不仅展示了三大纵列山崖的奇绝之美,而且还为武夷岩茶的生长营造了独特的环境。武夷山山与水的完美结合,是天造地设,堪称鬼斧神工。武夷山的人文与自然是最有机的相融,以秀水、奇峰、幽谷、险壑等自然景观著称,同时哺育了武夷山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更催生出武夷茶的传奇故事。“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作为天产武夷岩茶,具有“臻山川精英秀气所钟,品具岩骨花香之胜”的禀赋,它在陆上茶叶之路上,经历了“南茶北销”的崛起,又在海上茶叶之路上,与海洋贸易齐头并进。武夷茶在开辟茶路起点时所具有的人文风范,一直传承延续至今。

       建商毛旭:通江达海闯外贸

       宋淳化年间(990—994),位于建溪畔的建阳商人毛旭,曾多次往返阇婆国(今爪哇东部)贸易。《舆地纪胜》亦载:“建阳故邑,址号小西川,出红锦绿绵,建阳锦行销勃泥、真腊(柬埔寨)等国。”自宋以来,南平府的陶瓷、棉纱、布料、皮枕、土纸、笋干、茶叶、香菇等产品远销东南亚国家。建阳麻沙、书坊的建本书籍,则随泉州海船至新罗(今朝鲜半岛一带)换取人参和布匹。

       由此可见,建阳商人毛旭开拓了闽北与海外贸易之先河。虽然与毛旭相关的文献记载中,没有提到武夷茶,只是提到了出自建阳的手工丝绢之珍品“红锦绿绵”,但这也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闽北的手工丝织绢绣,已经形成了很成熟的业态,其产品名扬海外。与其相关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在福建泉州,连接泉州的内地水路,曾汇聚过从闽北崇阳溪水路不断奔流入海的闽商先祖。宋淳化五年(994),建阳商人毛旭率先进行海外贸易,成为闽北敢于踏上海上贸易之路的先行者。然而,在建阳县历史悠久的版图上,此时也悄然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一年(994),崇安场从建阳县辖内析出,成立崇安县。但是,那条连接着崇安县和建阳县的逶迤水路,却不因划县分治而离,仍然是引领武夷茶奔流入海的水路通途。这条后来让武夷茶通江达海的水路,就是崇阳溪。

       以茶制戎,铺就茶马互市之路

       元代,蒙古人在马背上建立贯通欧亚的大帝国,茶文化也随之大规模在阿拉伯半岛和印度传播开来。马背民族的强悍,让内陆安逸的帝国政权明王朝想到了“以茶制戎”。

       “国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茶马贸易,也因此成为边陲要政。而撬动“以茶制戎”“茶马互市”杠杆的,便是柔软的茶叶。

       明初,朱元璋推行“以茶制戎”政策,过高地抬升了茶价,刻意压低马价,因此引发为大明朝提供马源的北方部落的争端。万历元年(1573),明王朝一纸关闭边境贸易的诏书,本意是严查贩茶私商,严办违法官员,然而,茶马互市的关闭使得边贸茶叶供给完全断绝。绝望之下,蒙古各部联合女真,共同起兵,向明朝辽东重镇清河关发起了进攻,以武力胁迫明王朝开放边境贸易,继续向关外供给茶叶。明朝通过茶马互市,对边境女真部落实施茶叶输出的控制,想以此控制游牧民族的入侵,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的事。

       崇祯十七年(1644),明亡清立,清王朝定都北京。不管朝代如何更迭,茶叶始终是朝廷十分关注的边贸资源。纵横于草原和边疆、延伸到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万里茶道,在自唐朝以来一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推动下,茶叶始终以国家控制的战略物资的面目出现,并被朝廷一次次推往边贸冲突的前沿,柔软的茶叶充当了融和矛盾冲突和调整利益格局的角色,抵制了来自边境武力的挑衅。在一次次的息事安边经历中,茶叶发挥了杠杆作用,使朝廷政治一统和经济发展之间趋于平衡,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南茶北销,带动茶叶水浮陆转

       承载起万里茶道起点的武夷山,崇溪、九曲溪、梅溪是极其重要的茶市集散地水运之路。每年从武夷山产茶区采摘来的岩茶,主要的运输工具就是竹筏,依靠溪流水路将茶叶运至当年最繁华的茶市星村、下梅和赤石。“康熙十九年(1680),其时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每日竹筏三百艘,转运不绝。”(《崇安县文史资料》,崇安县政协主编,1984年第四期。)产自武夷山的茶叶,星村茶叶经竹筏从九曲溪运自崇溪,下梅茶叶经梅溪运自崇溪,然后两茶在崇溪畔的赤石古镇集合,形成武夷山规模最大、水运最便捷的茶市重镇。

       “南茶北销”的茶叶之路起自福建崇安县。茶市老板雇佣当地茶师劳工达千人,用车马运输茶叶至河口(在今江西省铅山县);再用船帮,由水路运经信江、鄱阳湖、长江至汉口,沿汉水运至襄樊,转唐河,北上至河南社旗镇(即今河南社旗县)。当时,社旗镇因有十家专为晋商转运茶叶兼做保镖的客店,所以被晋商称之为“十家店”。尔后用马帮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太行,经晋城、长治,出祁县子洪口;再于鲁村换畜力大车北上,经太原、大同,至张家口或归化;再换骆驼至库伦、恰克图。全程七千余里。由于骆驼运输比马驮或大车安全、快速、便宜,每驼可驮四百余斤,所以,晋商常氏家族很快就备起了自己的骆驼队。骆驼行走的线路,也由过去的张家口,延长到了恰克图,再转销到俄国莫斯科等地。这是一条茶叶之路,人们喜欢称它为陆上茶叶之路。越过千山万水,克服了江南淫雨、中原坎坷、塞外风沙、荒漠冷寂的行程之苦,山一程,水一程,用尽各种运输力量和运输工具,最终完成了水浮陆转,让武夷茶香融入了草原的奶茶,融入了俄罗斯人的日常饮料之中。

       开拓海上茶叶之路

       万里茶道的形成,是在陆上茶叶之路衰落之后。海上茶叶之路的形成,推动了茶叶之路划时代的跨越。

       海上茶叶之路形成之初,正是大航海时代的开始。

       大航海时代,是指15世纪至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人类在大洋与大洲之间开辟出新航路。该时期内,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发展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在这些远洋探索中,欧洲人发现了许多当时在欧洲不为人知的国家与地区。与此同时,欧洲也涌现出许多著名的航海家,如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开始大量增加,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也开始出现。

       15世纪以后,西欧各个国家的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对铸造货币的黄金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大。商人和新兴资产阶级需要黄金来扩充资本,社会上层需要用黄金来增加收入,以购买更多的奢侈品。但是,当时西欧黄金储量严重缺乏。自从1298年《马可·波罗行纪》一书在欧洲流传以来,欧洲人一直把东方,包括中国在内,看成是黄金遍地的“人间天堂”,他们渴望到东方实现黄金梦。

       15世纪以前,东方出产的香料、丝绸、茶叶、珠宝等由波斯人、阿拉伯人、东罗马人先运到地中海东岸,然后再转运到欧洲其他地方。西欧各个国家建立后,东地中海地区控制了世界东西方之间的商路贸易。因此,西欧国家被迫改道,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15世纪晚期,葡萄牙和西班牙以传播天主教进行殖民扩张和掠夺,推动了新航路的开辟。

       1415年之后,葡萄牙亨利王子的远征船队开始非洲西北部的探索,陆续发现加那利群岛、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以及位于非洲和巴西之间的佛得角及佛得角群岛。

       1488年,巴瑟罗缪·迪亚士发现非洲好望角。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8年,华斯科·达·伽马到达印度卡利卡特,开辟了印度航海线路。

       1520年10月,麦哲伦穿过美洲南段与火地岛之间的海峡,进入太平洋。后人将这个海峡命名为“麦哲伦海峡”。1521年4月,麦哲伦到达菲律宾,卷入当地土人的冲突,战死。其手下继续航行,发现摩鹿加群岛(即著名的香料群岛),随后越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1522年9月6日,麦哲伦的船队回到圣卢卡港,完成了绕行地球一周。

       16世纪至17世纪,大航海时代步入海阔天空、风帆更劲的时代。1702~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英法的第二次交锋,结果英国取得了海上霸权的明显优势。1713年英西战争结束,英国取得海上霸权,从而确立了海上霸主的地位。1732年,俄国沙皇彼得一世派白令考察俄国东端海域,发现了“白令海峡”。

       新航路的开辟引起了所谓的“商业革命”,扩大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促进了全世界各国之间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使发端于中国产茶区的万里茶道,延伸至沿海港口,劈波斩浪前行,拓展了与全球海洋国家的贸易路线。中国由此突破了长久的闭关锁国障碍,迎来了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繁荣。

       英国茶商采购武夷红茶清单

       武夷红茶的起落

       历经两百多年之久的万里茶道,中国红茶是它的历史见证。茶界普遍认为,中国最早的红茶制作工艺,四百多年前发源于福建武夷山茶区的桐木,以正山小种红茶著称。起初,红茶在中国产茶区只有小范围的影响,而绿茶则已十分普遍。以福建武夷山正山小种为代表的红茶,在经历了荷、葡、英、瑞等西方国家的青睐后,其气质和命运得以提升和改变。尽管正山小种红茶最初以烟熏制,深居大山茶园,但当跻身于对外出口茶品行列之后,产自武夷山的正山小种红茶,却蹿红于国际红茶之高位。武夷正山小种红茶有贵族血统般的高贵,英国17世纪著名诗人拜伦在《唐璜》中写道:“我一定要去求助于武夷的红茶/真可惜,酒却是那么地有害/因为茶和咖啡使我们更为严肃。”拜伦所要求助的红茶,就是武夷山的正山小种红茶。由此我们联想到,武夷红茶在对外贸易中的出口销售量究竟有多少?我们不妨从以下一组数据中,来分析一下武夷红茶在外销中遇到的起起落落。

       据《清代通史·卷二》记载:1684年,红茶出口量仅五六箱;到17世纪末,武夷茶的出口量约为3万磅(225担);到18世纪的后50年,武夷红茶出口量达到1835万担;19世纪中叶,武夷红茶出口量达到顶峰,最高达到30万担;19世纪末武夷红茶盛极而衰,至1880年,桐木红茶出口量跌至15万公斤。

       民国以来,武夷红茶出口量更加衰微。民国五年(1916):武夷红茶出口量约为25万公斤;民国二十八年(1939):4万公斤;民国三十年(1941):005万公斤;民国三十六年(1947):125万公斤;民国三十七年(1948):015万公斤。1949年后,红茶生产得以复苏。到20世纪90年代产量激增,桐木生产的正山小种红茶总出口量为205万公斤;2007年,小种红茶出口量为270吨。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小种红茶出口量约为100吨;2009年,正山小种红茶出口量约为100吨;2010年,正山小种红茶出口量约为225吨;2011年,正山小种红茶出口量约为210吨;2012年,正山小种红茶出口量约为150吨。

       闽茶跻身十九世纪世博会

       1851年,伦敦举办首届世博会。此时中国选送的展品就包括丝绸和茶叶,福建茶叶又是茶叶类展品中的主要品种。产自福建的大毫茶在第一届伦敦世博会上,一包就卖到50先令。相关文献显示,单单晚清时期由海关统一组织福建茶叶进入世博会的就达到28次。

       参加首届世博会的福建茶艺女

       1865年,法国王室为邀请清政府参加在巴黎举办的世博会,寄出了请柬。可是清政府却无动于衷。在清政府拒绝主办方的邀请后,一位法国人主动请缨,他就是最早将唐诗和《楚辞》翻译到欧洲的著名汉学家德里文。德里文认为,没有中国参展的世博会,将是个遗憾。法国政府随即任命他为“世博会中国专门委员”,要求他承担中国馆的筹备工作。德里文请来了长期在福建海关担任税务司的法国人美里登,帮忙筹备中国馆的事务,美里登多年来一直参与清朝海关行政,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在德里文和美里登这两位法国人的努力下,福建茶终于得以登上1867年的巴黎世博会展台。世博会上,美里登从福建聘了三位茶艺女——据资料显示,她们的年龄为14至16岁。美里登先把她们送到香港,然后在香港乘船到法国的马赛,接着又从马赛坐火车到了巴黎。到了巴黎以后,她们在茶室服务,给客人沏茶,做一些跟茶艺有关的事情。三位茶艺女的表演,让中国茶艺走向世界。在《1867年世界博览会全史》中,法国著名作家戈蒂耶详细描述了对三位福建茶艺女的深刻印象。摄影师还用相机拍下了三位茶艺女的黑白照片,一直保留到今天,成为见证福建茶与茶艺进入巴黎世博会的珍贵史料。

       1876年,美国费城举办世博会。这是中国官员第一次出国参加的世博会。但是,在这一届世博会上,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茶的评价已然大不如前。随着印度茶、锡兰茶的强势崛起,加之一些不法的中国茶商以次充好、粗制滥造,包括福建茶在内的中国茶叶,面临巨大的挑战,以至日渐式微。

       中国茶叶经历低谷挫折后,直到民国时期才重展雄风。1915年,巴拿马举办世博会。中国展品分别陈列在8个专业馆和中国馆中,农业馆的展品以茶叶为大宗。中国茶叶获得“品质优美,甲于全球”的赞誉,参展的福建茶也获得了多项殊荣。《中国参加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纪实》一书详细记载了中国茶的得奖情况:福建茶叶获得一个大奖章、三个金奖和一个银奖。一个世纪之后的2010年,中国迎来了举办世博会的契机。上海,这个雄踞亚洲的国际大都市,承办了此次世博会。福建茶叶再次参展。由联合国馆和上海市茶叶学会联手评选的“中国世博十大名茶”中,福建茶就有安溪铁观音、武夷岩茶、福鼎白茶成功入选,占据了本届世博会十大名茶的三个席位,福建茶叶与世博会再次结下了不解之缘。

       海禁解弛后的武夷茶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各国从中国输入茶叶逐年增长的需要,福建、广东、江西、安徽和湖南、湖北等省的茶叶生产,在咸同年间一哄而起,出现了一个盲目发展的高潮。以福建为例,如《东瀛识略》所载:“茶固闽产,然只建阳、崇安数邑。自咸丰初请由闽洋出运,茶利益溥,福、延、建、邵郡种植殆遍。”1757年,清政府实行第二次海禁,闽海关关闭,仅开广州一口对外贸易。闽茶出口改海上外销为由陆路内河运到广州,贩运茶叶者仍多是闽商,而且与洋商进行茶叶交易者也不乏闽人。《黄埔港史》载:“1757年后福建茶商迁来广州贸易,十三行中十分之九为福建商人,贩茶商人大多是内地茶商,贩运目的很明确均为海运茶至粤。”在广州“一口通商”的特殊政策下,十三行成为唯一合法的中西贸易垄断商业集团。伍秉鉴是十三行的翘楚人物,其伍氏商人在建瓯还建造了宏阔的伍石村,这是伍氏茶商经营茶叶获巨利后的别墅式豪宅建筑。伍氏茶庄的后人回忆说,祖先曾在广州经营过茶叶,能攒下如此巨大的家业,其资本与广州十三行的茶叶外贸有关。这一时期的武夷茶,建瓯的伍氏茶商也参与了营销。广州茶商伍浩官,在武夷山拥有茶园,每年将自产自制的武夷茶运往广州,通过十三行转鬻英国。

       清道光年间(1821—1850),海运开禁,茶叶外销日盛。至鸦片战争前,广州茶叶外销达到鼎盛,道光十二年(1832)茶叶出口达202万吨,价值1200万元,其中建茶约占六分之一。鸦片战争结束时,广州、潮州、漳州、泉州、厦门等茶帮兴起,武夷岩茶分别从广州、厦门、福州口岸大量销往世界各地,成为世界普及性的饮料。

       民国《崇安县新志》载:“是时海禁初弛,外商云集粤东,我邑茶产之良甲天下。”“且驺驺乎由域中而流行域外,武夷逐辟一新纪元矣!”让人们看到了武夷红茶走向世界,武夷山人由此感到骄傲与自豪。徐晓望编著的《清代福建武夷茶生产考证》中记载:“在五口通商之前,武夷茶已经取代生丝成为中国出口最大宗的商品,每年为中国带来1000多万银元的贸易值。”“福建山区却因为武夷茶的输出繁荣起来,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输出的商品中,武夷茶的输出值达1000多万银两,占英国从中国输入货物的一半以上。”民国《崇安县新志》载:“康熙五年(1666),华茶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入欧洲,又康熙十九年(1680),欧人已以茶为日常饮料,且以武夷茶为华茶之总称,此为武夷茶之新世纪。”

       这一时期,武夷山许多茶商都从与中原客商合伙经营武夷茶,纷纷转向与广东茶商合作经营武夷茶,如下梅邹氏景隆号茶庄,在晋商长江水路受阻无法直接进入武夷山购茶的不利环境下,审时度势,立即改变经营战略,与广州十三行联合经营。《南丰茶溪邹氏家谱》载:“邹茂章偕壮游闽北。闽固产茶之区,而武夷七十二岩茗种尤甲天下。公与伯兄共治之,走粤东,通洋艘,闽茶赖以大行,公悃幅无华,品核精详,无二值,无欺隐,且不与市井较铢两。以故洋人多服之。洋人售公售制获异珍所至,辄信偿其利,由是家日饶裕,为闽巨室,爰卜居于崇安之下梅里。”武夷山市东面的清代茶市下梅古街,保存了当年的风貌,见证了武夷茶叶外贸的兴衰史。

       华茶之尊遭遇屈辱

       海禁之后,武夷茶被称为“华茶”,意味着武夷茶可以代表中国茶叶,享有崇高与尊贵。但是,华茶在其贸易发展史中,也遭遇过屈辱。华茶时常处于尴尬的境地——要么被充当征税的牺牲品,要么被兑换成军饷,要么作为用于解决夷人冲突的理赔产品。武夷茶,也同样身陷屈辱之间。

       闽茶征税充军饷。茶本是柔弱的物质,却与兵饷挂上了号。据《清史稿·食货志》载:“厥后泰西诸国通商,茶务因之一变。其市场大者有三:曰汉口,曰上海,曰福州。汉口之茶,来自湖南、江西、安徽,合本省所产,溯汉水以运于河南、陕西、青海、新疆。其输至俄罗斯者,皆砖茶也。上海之茶尤盛,自本省所产外,多有湖广、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诸茶。江西、安徽红绿茶多售于欧美各国。浙江绍兴茶输至美利坚,宁波茶输至日本。福州红茶多输至美洲及南太平洋群岛。此三市场外,又有广州、天津、芝罘三所洋行,亦麇集焉。”

       咸丰三年(1853),闽浙总督王懿德奏请闽省商茶设关征税。五年(1855),福建巡抚吕佺孙复言:“闽茶向不颁给执照,征收课税。自道光二十九年,直隶督臣讷尔经额以闽商贩运,官私莫辨,议由产茶之崇安县给照,经过关隘,验税放行。嗣因产茶不止一处,商人散赴各县购买,绕道出贩,复经抚臣王懿德奏请,自咸丰三年为始,凡出茶之沙、邵武、建安、瓯宁、建阳、浦城、崇安等县,一概就地征收茶税,由各县给照贩运,先后下部议准。前岁因粤匪窜扰,江楚茶贩不前,暂弛海禁,各路茶贩,遂运茶至省,不从各关经过,不特本省减税,即浙、粤、江西亦形短绌……请自咸丰五年始,凡贩运茶斤,概行征税,所收专款,留支本省兵饷。惟创行伊始,多寡未能预定,俟行一二年后,再行比较定额。”

       《清实录》内页书影

       武夷茶用于赔夷。在塔尔巴哈台烧毁俄夷贸易圈子一案的处理中,武夷茶竟然成了理赔的牺牲品。据《清实录》卷之二六九记载:“经扎拉芬泰等议定,以武夷茶五千五百箱,补贴被烧夷货。本年十月间,先付二千五百箱。据该将军等奏,已于征存茶税内,发价置备。给发该夷清楚。其咸丰九、十两年,每年应给武夷茶各一千五百箱。据称口外茶价日昂,茶税盈绌无定,诚恐届时购买不及,转滋口实。归化城为茶商总汇之区,若由该处官为采买。”从中可以得知,当时的这场俄商理赔,清帝国还是有点愤懑的,称之为“俄夷”,还须由清政府将武夷茶送至归化及内蒙古的呼和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