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一条街道,一段记忆
作者:张在军      字数:6912
       现在从成都坐轻轨,不足一个小时就可到达乐山(旧称嘉定)。要在民国或是清朝,比较便宜舒适的通途是坐船沿岷江而下。如果从成都东门外的大码头解缆出发,顺流急航大概需要三天的时间才能抵乐。那时的乐山县城四面围以坚固的城墙,濒临岷江。1907年,一个叫中野孤山的日本人曾经在游记中写道:“(嘉定)府城设有城门,为数颇多。像蜀都这样方圆三十里、人口通常在八十万左右的城市才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而面积连其十分之一都不到的嘉定府却设有二十道城门。其中的安澜门、丽山门、育贤门、望洋门、来薰门等五门位于西南方,凌云门、紫丝门、天绿门、涵春门、太平门、福泉门、水星门、三码头、二码头、大码头、人和门、平江门、承宣门、兴发门等诸门面江,嘉乐门朝北。城内建有隔墙,设有迎恩、拱辰、福泉、庆春、会江等六门。府城共有二十六道门,面江的门就有十四道,码头之繁华由此可见一斑。”[日]中野孤山著,郭举昆译:《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6页。按,文中“丽山门”“天绿门”“紫丝门”应分别为“丽正门”“天禄门”“紫气门”,另有“得胜门”“瞻峨门”“定波门”文中遗漏了。

       从嘉定府西南方的望洋门(俗称水西门,戏呼水稀门乐山城在1963年之前都无自来水,陕西街附近几条街的居民生活用水大多从水西门码头挑取,故此段地面很少干过,一年四季都是“水稀稀”的。)下船上岸,正对着的一条街,便是陕西街。街的北端尽头依老霄顶(高标山)西坡,曾有寺名万福寺。民国本《乐山县志》卷四载:“万福寺在高标山右。旧州志作万佛寺,建置最久。祀炎帝,城内炎帝会诸庙,推此寺为第一。寺内有公安石书程以道修城碑记,甚高大,民国十九年为驻兵移圯。”唐受潘修:《乐山县志》(民国二十三年刻本),乐山市市中区地方志办公室影印,2011年,第82页。标点为本书作者所加。

       明清时期,乐山规模最大的庙会当数农历五月初一的炎帝会,远近闻名。傅崇矩(1875—1917)在《成都通览》中就曾记载说,当时乐山“每年炎帝会甚繁华”。一年一度的炎帝会由二十几座寺庙轮流做“会首”。乐山炎帝中有五老爷之称。泌水院的炎帝为“大老爷”;“二老爷”神名朝南五祖,庙在圣水街璤珉宫;“三老爷”神名红袍五祖,庙在半边街五圣祠;“四老爷”神名白衣五祖,庙在府街白衣庵;“五老爷”神名金花五祖,庙在县街金花庙。“大老爷”

       炎帝在陕西街尽头万福寺有行宫(炎帝本庙在泌水院),因这里地势高,可俯瞰全城,“大老爷”住此,便于镇压火灾、水灾、瘟疫,故每年炎帝神像在行宫内住十一个月。赛会后为“回神”期,“大老爷”回到本庙仅住一个月。

       作“会首”的寺庙要提前一年筹办庙会事宜,主要内容包括:挂牌子“安民”,邀请各出会菩萨届时光临;扎神宫,用于会期置放其他会抬来的菩萨;培修万年台或临时搭戏台。临近会期,即动手在寺庙内外悬挂彩旗,增添节日气氛。时至农历四月十五,主会寺庙就以“会首”身份派人分赴各出会寺庙下请帖。四月三十主会抬起菩萨上街游行,由“菩萨”亲自去请各会光临。五月初一各会菩萨纷纷被抬上街游行,陕西街热闹非凡。参见干鸣丰:《乐山城市史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到了民国时期,因军阀混战,总共只办了六次,即:1914年、1917年、1919年、1922年、1924年和1930年。参见《乐山炎帝会概况》,《乐山市市中区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9年,第52页。1932年正月十五,驻防乐山的国民党24军25团团长王麟生,说是要破除迷信,派兵到泌水院把炎帝塑像的头锯下绕城示众。以后,炎帝会便成为乐山历史的陈迹。

       明清时期的中国,具有全国影响的商业集团一般都以地域乡缘为组织纽带,被称为“十大商帮”十大商帮包括徽商、晋商、陕商、粤商、闽商、洞庭商、江右商、宁波商、鲁商、苏商等。可参阅王俞现:《中国商帮600年》,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其中山陕商帮(即西商)以其独特的商业文化,在相当区域内处于领袖地位,有所谓“无西不成商”之说。陕商和晋商合称“西商”,他们的结合是为了抗衡徽商等其他商帮。山陕会馆凝聚了陕商和晋商两大商帮的势力,完全按照省县行政地域划分,并以联省会馆的形象运作,使之遍布全国各地,“可谓一座山陕会馆,半部商业历史”。从甘肃、河南、山东、湖北、江西到云、贵、川,山陕会馆星罗棋布,完全网络化,数量多以百计,如陕西有44个,四川有38个。杜君立:《从山陕会馆看古代商业》,《历史的慰藉》,华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337页。由于陕商在云、贵、川一带处于垄断地位,会馆便成为当地的地标性建筑,一些街区甚至被命名为“陕西街”或“陕西路”。

       民国时期的乐山水伕(拉蒂格摄)

       乐山陕西街上的山陕会馆(又名秦晋公所),建于清代,是当时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会馆,一直保存到1949年。作为历史的载体,会馆可以作出多种解读,“从经济上说,会馆是商帮和行会在客居异地设立的办事机构;从政治上说,会馆是管理流动人口的同乡自治组织;从社会学来讲,会馆是具有明确权利和义务的商人自治团体;从文化上说,会馆是进行文化交流的休闲娱乐场所;如果上升到宗教程度,会馆还具有精神认同、祭祀神灵和偶像崇拜的功能。此外,规模浩大的建筑也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可以说,这些会馆整合了办事处、仲裁所、俱乐部、招待所、救济会、戏剧场,从而形成一种内涵丰富的商业文化和社会文化。”杜君立:《从山陕会馆看古代商业》,《历史的慰藉》,华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335页。所以,清末民初陕西街最大的看点就是这秦晋公所,因为这里的“会馆戏”在乐山城十分了得,常常吸引郭沫若等一帮十六七岁的学生娃。他们不时为争抢戏台前的高脚长凳,与人打架。郭沫若曾经在回忆中写道:

       礼拜,陕西街的秦晋公所唱戏。我因为换洗衣服都拿出去洗去了,身上穿的是一件洗白了的竹布长衫。这件长衫不幸的是纽绊带红色的,当然是裁缝师傅误把红色的布条做了骨子的原故。这样的衣裳怎么也不好穿出街去,这使我破天荒地礼拜日也在学校里留下了。

       吃中饭的时候,一位从戏场回来的同学说:“清和班的王花脸下午唱《霸王别姬》。”

       这真是含有无限的魔力的一句话。王花脸是嘉定优伶界有数的名角,《霸王别姬》是他的拿手好戏,这把我害羞的心事完全打破了。

       红纽绊的葱白竹布长衫,光头,松三把的长搭辫,还拿着一把张开时要超过半圆以上的黑纸扇。——这实在是极不庄重的一种装束,就这样跑到秦晋公所。

       旧式的戏场在演戏的时候,舞台前面的左右两翼要摆着两列连环着的二十排左右的高脚长凳,正中和后部空着,看戏的人不是立在这空着的地方便是坐在那高脚凳上,坐凳的要被征收座钱,大概看半天戏每个人顶多不过十文钱的光景。不消说这种高脚凳是谁也想争着坐的,特别是靠近舞台的最前两排,戏场就因为看戏的人要争着坐凳的原故,在未开戏以前总时常是坐满了的。

       我走进秦晋公所,戏场早已坐满了。但这儿正是学生逞威风的地方,他是不讲理的。选着第二排的坐凳我就想擎上去……郭沫若:《我的童年》,《少年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7-98页。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便是郭沫若大打出手,打了铁牛门掌码头的刘大爷和他的两个弟兄。他在回忆时说:“像这样倚仗人多势众的在戏场内惹是生非,这在当时的学生界是最流行的风气,而我又差不多是十处打锣九处在的人。闹得来嘉定城内在休假日不敢唱戏,以后竟连戏都少唱了。这儿不消说是含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经济的变革。”再后来,“经受学生的捣乱、行帮的溃崩、常设戏园的吸引,封建制度的会馆戏便渐渐绝迹了”郭沫若:《我的童年》,《少年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9-100页……

       到了抗战时期,陕西街由于内迁机构的增多而热闹起来。首先是国立武汉大学的到来,著名的才女作家苏雪林一家住进了陕西街,从1938年春到1946年夏,住了整整八年时间。期间,1942年夏天,杨端六袁昌英夫妇一家(包括长女杨静远杨静远(1923—2015),湖南长沙人。翻译家、作家。194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1948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文学系,硕士。主要译著有《勃朗特姐妹全集》《杨柳风》《彼得·潘》等。、次子杨弘远杨弘远(1933—2010),我国著名植物学家。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持了我国第一个植物发育生物学重大课题,并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植物发育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991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还有韦从序韦从序,号仲殷,安徽舒城人。东南大学毕业,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院研究两年、大学学院研究院研究一年。历任安徽省立第一乡农师范学校校长、安徽省教育厅督学。抗战时期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安徽大学法学院长。后赴台湾,任政治大学商学院首任院长。教授也搬来和苏雪林同住一栋楼。一年后,凌叔华搬到了万佛寺边上。“珞珈三女杰”又聚集在一起,成了“乐山三女杰”。杨端六之女杨静远,在一篇记述干妈凌叔华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八年抗战的最后两年,我家和苏雪林先生家同住陕西街尾端一所名叫“让庐”的宅院里。街的尽头,登上几层台阶,就是干妈住的万福寺宿舍排房,那时干爹已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务,干妈带着独生女小滢留在乐山。三位女作家成为紧邻,又经常聚谈文学,兼互诉物价腾飞之苦。她们从战前最高学府优裕而风雅的教授生活,跌落到了大后方小城里“越教越穷”的穷教师生涯的地步。但生活担子并没有压倒三位已过中年、却仍意气风发的女作家。尽管手头日渐拮据,干妈仍抑制不住对中国古文物的迷恋,重金买下了一只三国时代的铜鼓。苏先生和我母亲在教务繁忙和柴米油盐缠身之余,仍笔耕不辍。我母亲继《山居散墨》之后,又出版了散文集《行年四十》。干妈虽无公职在身,却也没闲着。经过几年的努力,她完成了一项艰巨的工作,她用英文写的自传体小说——《古歌集》(《古韵》)。不过,当时我对此一无所知。杨静远:《凌叔华和弗吉尼亚·伍尔夫》,高艳华编:《忆旧》,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01页。

       距离凌叔华家不远,就是武大工学院院长余炽昌余炽昌(1899—1977),号雅松。浙江绍兴人。1924年毕业于唐山大学土木工程系。1926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工程硕士学位。曾任东北大学、北洋工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教授、教务长、工学院院长。1949年后,历任武汉大学教授,中南土木建筑学院、长沙铁道学院副院长、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家,据余教授之子余桢回忆:

       我家原来在乐山的陕西街山上住,在抗战后期日本飞机空袭频率减少后,就搬到了离小滢家很近的地方。我母亲和小滢的母亲原先就很要好,现在离得近了,两位母亲因为共同的爱好,接触就更多了。余桢:《难忘当年》,陈小滢、高艳华编著:《乐山纪念册1939—1946》,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90-292页。另据吴新智院士讲述,余炽昌教授住在陕西街乐西公路工程处所在的八角洋楼。

       陕西街22号,这里先后住进武大工学院和文学院的一帮教授,如赵师梅、赵学田、郭霖、文斗,以及陈登恪、方壮猷、陈鼎铭陈鼎铭,号象岩。湖北汉川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理学士。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戴铭巽等。法学教授蒋思道,则住在23号。武大图书馆的几个职员,朱福宜和李迪光住19号,萧绂生住37号。普施泽普施泽(1901—1980),湖北应城人。1923年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毕业,同年赴美留学。1925年在美国密苏里州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28年获密歇根州立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安徽大学教授、燕京大学教育系副教授、北平中国学院哲教系教授、武汉大学哲教系教授等。1949年之后,任四川大学师范学院院长、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等职。、叶芳哲叶芳哲,福建闽侯人。美国麻省理工大学造船科学士,曾任马尾造船所造舰主任兼海军飞潜学校专门教官、厦门造船所所长、江南造船所营业主任、山东大学机械系教授、武汉大学机械系教授等。等教授则住在一钟姓人家。方壮猷之子方克强老人告诉笔者,已故中山大学教授、原武大历史系助教陈锡祺陈锡祺(1912—2008),江苏盐城人。193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曾任金陵大学讲师、四川大学副教授、吉林大学副教授。1947年后,历任中山大学副教授、教授、孙中山研究室主任。,也曾住陕西街。

       武大法律系学生朱士烈入川,“因系与家人同行,故未居学生宿舍,与三五同学在城边陕西街租屋寄宿”,前后在陕西街住了四年多。据其晚年在台湾回忆:“我们到乐山后,在城边陕西街王宅租屋寄宿,王家先人在清朝有过功名,大门梁上挂有‘文魁’匾额,房子很宽大,四合院有许多房间,我家租住一部分。另有法学院邱坤镕学长、理学院吴经声学长同住。为求饮食方便,乃发起组织伙食团,以我家为主办中心,另邀同学参加,计有十余位男女同学入伙,现能记忆者除前述二人外,另有文学院文健学长(日机空袭时遇难)、工学院赵耀东(即在台湾财经界服务,贡献卓著,人称“铁头部长”)、张亮候学长,李小慧(女)学长等多人。伙食团成员,每天见面多次,非常熟悉,饭后茶余不免闲聊,高谈阔论,上下古今、风花雪月,实为欢乐的聚会。今六十余年,仍堪回味,可惜时光飞逝,人事已非。”朱士烈:《乐山生活杂忆》,台北武大校友会编印:《珞珈》第147期,2001年4月1日。

       1938年8月,国际通道滇缅公路全线通车,但进入战时陪都重庆的物资要绕道贵州,因此,修建乐西(乐山至西昌)公路可以作为四川通往缅甸国际公路的一条最直接的通道。如果重庆一旦失守,国民政府将迁都西昌。所以,蒋介石下死命令,必须在1940年内完工。1939年8月,国民政府成立工程处,正式开始修建乐西公路。工程处办公地点在陕西街“八角洋楼”。这里既作为办公室,也作为总工程司在清末与民国时期,工程技术人员的技术职称有“工程师”与“工程司”之别。工程师属于自由职业者,如律师、医师、会计师均同此类;而工程司则是政府机关(主要是铁路、公路等部门)技术人员的法定职称,一般包括总工程司(多为局长兼)、副总工程司(相当于副局长)、正工程司(即工程司,相当于处级总工程师)、副工程司(相当于现在的主任工程师)、帮工程司(相当于现在的工程师)等。参见傅肃良:《考铨制度》,台北三民书局,1976年版;李华民:《中国考铨制度》,台北五南图书1983年版;马永惕:《宝天铁路修筑始末》,《甘肃文史资料选辑》1987年第26辑。孙发端等人的家属宿舍。当时八角楼里住过八位修筑乐西公路的专家,有赵祖康、孙发端、张佐周、郭增望、涂卓如、成希顒、颜寿曾、徐以枋。张熹:《乐西公路——我生命的摇篮》,岷江星空网。

       1939年乐山“八一九”大轰炸之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陕西街租下一个院子作为职工宿舍,名“海光宿舍”。宿舍里住有出纳员吴瑞庭和夫人蔡贤,他们有个一边读武大附中,一边读武大法律系的儿子吴新智吴新智(1928—),安徽合肥人。古人类学家。1943—1946年就读武汉大学附中,1946年考入同济大学。1961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毕业。曾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19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先生在2016年1月2日给笔者的邮件中说,他于1945年改名吴新基考进武大法律系,“1945—1946,我在武大和附中两边上课,1946年从附中毕业,当年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便放弃了武大学籍。”。若干年之后,吴新智成了著名的古人类学家,1999年继杨弘远之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谁会想到,一条几百米的小街,居然会走出两名院士!

       1940年夏,国民政府开始设补训总处(等于一个预备军)及补训处(等于一个预备师),直属军委会军训部,并将补训处直接拨各军或卫戍部队作警戒之用,或编为新编师与暂编师。在这一背景下,1940年春在泸州石洞镇由国民党叙泸师管区改编成立了第三十二新兵补充训练处(简称“三二补”),1941年春移驻乐山。后来,“三二补”在乐山成立了“川南警备司令部”(后改为乐山警备司令部),处长韩文源兼任司令。司令部设在陕西街。所以街上斯文儒雅的先生,常常会碰到吊儿郎当的兵痞。1945年3月,国民党军委会发布命令,撤销“三二补”番号。

       同年8月,抗战胜利;翌年春,武汉大学开始分批复员,陕西街逐渐归于沉寂。

       20世纪30年代的乐山城区街道图

       A.瞻峨门,俗称高西门,武大物理系和化学系所在的李公祠在门的南侧,教会的仁济医院在门的北侧。

       B.基督教会,桂质廷和许海兰家晚期的住所。

       C.武大女生宿舍,俗称“白宫”。

       D.化学教授,皮革专家陶延桥(?)家住此小巷内。

       E.陕西街尽头小山坡上,陈小滢和父母以及另外几家武大人员住在这个小区域。

       F.武大体育场。

       G.老霄顶,有一个小庙,天旱时百姓抬着这个小庙的神像上街游行求雨。

       H.数学系教授曾昭安和其子、数学系助教曾宪昌一家抗战后期在此居住。

       I.乐西公路工程处,有三或四座深颜色、八角形小楼,土木系余炽昌教授40年代在此居住。

       J.秦晋会馆,其南侧是武圣庙同为当地驻军特务连所占用。

       K.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宿舍,在武圣庙南隔壁,大门上方有“海光宿舍”四个大字。

       L.校医董道蕴家。

       M.来熏门。

       N.欧阳予家。

       O.曾昭安早期住所,白塔街1号。

       P.望洋门,俗称水西门。

       Q.县政府,所面临的街道是县街。

       R.涂允成住过此地。

       S.桂质廷和许海兰家早期的住所。

       T.南边是武大学生食堂,北边有民宅。

       U.武大男生宿舍。

       V.高坡上有一宅院,涂允成(?)接近抗战胜利期间在此居住。

       W.文庙,武大校本部和文学院与法学院所在地。

       X.武大男生宿舍。

       处于U、V、W、X之间的是个不大的空地,名为月咡塘。

       乐山县城西略图(武大附中校友、中科院吴新智院士绘、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