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书同      字数:2478
       光迪:五四新文学的批评者

       段怀清

       二十多年前,对于作为现代思想、学术人物的梅光迪,我曾经从三个视角观察过甚至分析过。这三个视角分别为“现代留学生群体”“胡适的思想言论盟友及对手”“《学衡》派知识分子群”。从上述每一个视角中,大体上都可以勾勒呈现出一个梅光迪的形象。这几个形象彼此之间有交集重叠,但也有游移或偏离。其中缘由,既与作为主体的梅光迪有关,也与现代中国的思想、学术及言论环境有关。

       但在“胡适的思想言论盟友及对手”以及“《学衡派》知识分子群”这两个视角中,梅光迪的形象都有一些闪烁不定的东西。对此,我也曾有过困扰。譬如,我读梅光迪在浙江大学教授过的学生们的回忆文章,发现他们对自己这位授业导师学术上的工作或成绩甚少涉及,所记多为与梅先生的交往,以及他们记忆中的梅先生的言行逸事。而如果检视梅光迪一生的著述,譬如《梅光迪文录》一类,会发现作为一个现代思想者、言论者的梅光迪,最亮眼的形象,大概就是由他在《学衡》初期所撰述发表的那几篇批评胡适等所倡导的白话文学及新文化运动的文章所建构而成的。而那个形象,显然是比较单薄的,而且也缺乏一个思想者及言论者应该有的厚度与高度。也因此,我当时曾花过一些时间去搜集梅光迪佚文,试图通过对那些几乎堙没的佚文的打捞与重读,来丰富甚至修改对于之前所形成的那个梅光迪形象的印象。当时我曾经与梅先生在广东的亲戚甚至他远在美国的女儿梅仪慈女士都取得了联系,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一努力并没有坚持下去。

       后来因为一个机缘,我到梅先生就读并执教过的哈佛大学访学一年,期间不仅去看过梅先生读书的哈佛比较文学研究所(现哈佛比较文学系),还专门到哈佛档案馆去查阅过梅先生的导师欧文·白璧德教授的档案。在这批档案中,我特别留意了梅先生与白璧德之间的往来文献,遗憾的是,除了看到几封同样在哈佛比较文学研究所师从白璧德读过书的吴宓写给白璧德的几封信外,并未见到梅先生的书札信函或相关文字。

       我不甘心。又去查阅哈佛校刊《哈佛红》(HARVARD

       CRIMSON)。熟悉梅光迪的人都知道,梅先生大概是在戈鲲化、赵元任之后,第三位在哈佛执教过中文课程的华人学者。对于他在哈佛的这样一段长达十余年的教授经历,哈佛校刊上应该会有一些记录。

       果不其然,我从《哈佛红》上面找到了几条与梅光迪有关的报道。这些报道涉及哈佛聘请他担任学校中文课程教师、他从中国来美以及在哈佛参加学校里的教员活动等。此外,有关梅光迪学术研究方面的报道等,依然是一无所获。我后来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过一篇有关梅光迪与哈佛大学的小文章,来报告自己上述调查搜集工作之结果。

       再后来,因为个人学术关注发生了调整,我基本上也就放弃了在梅光迪著述文献搜集方面的努力,但见证并支持了梅杰整理主编的《梅光迪文存》的出版。《梅光迪文存》的出版,应该是在《梅光迪文录》之后梅光迪一生著述的搜集整理方面最引人关注的成果。不过我相信,对于每一个关注梅光迪的思想学术的读者尤其是研究者来说,《梅光迪文存》依然不能满足他们对于梅光迪这个现代思想者和言论者的“形象预设”——当年那个曾经慷慨激昂地与胡适辩论文学、探讨学问的梅光迪,似乎应该还有更多流传后世的思想言论,也应该还有更多文字著述未被发现。

       但迄今未见更多重新发掘出来的梅光迪佚文问世。这似乎在将读者们对于梅光迪于学术著述方面的疑问,逼向一个他们依然存有疑虑的终结——梅先生存世的著述,或许还有未能辑佚者,但基本上大概也就这么些了。即便还有,数量上估计亦不会很多了。

       这是有关梅光迪学术著述方面的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尽管可能会让关注梅光迪的思想、学术贡献的读者或研究者多少有些失望。

       也就在当下这种语境中,书同先生撰写的《君子儒梅光迪》(福建教育出版社)一书完成并得以公开出版。这不仅给我提供了一个重返与梅光迪有关的思想与学术语境,重新观察并思考之前尚未获得完满答案的若干困惑,同时更让我对梅光迪的阅读及观察方法,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

       书同是梅光迪和胡适的同乡,也是当地文坛祭酒。十多年前我与他就是因为梅光迪及胡适而结识。而据我了解,书同先生对于安徽宣城现代思想、文学人物,一直抱有乡谊及学术上之偏好与兴趣。他不仅主持完成了宣城绩溪现代作家章衣萍的《章衣萍集》(五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15年)的编纂出版,这些年也写了不少有关梅光迪的文章。这些文章散见于国内各地报刊。这些年当中,我与他之间的“两地书”,所谈除了胡适、汪静之、章衣萍,大概就只有梅光迪了。

       在我的印象中,书同有关梅光迪的看法言论,在两个方向上较为集中,并让我印象深刻。其一是对于梅光迪这位宣城现代人物的阅读认知的视角,即从乡情乡谊者的视角来阅读并生成对于梅光迪的认知判断;其二是对梅光迪一生道德人格的关注,梅光迪一生“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践履笃行的一面,特别是对其“狷介自守”的人格操守的看重。而这两个视角,在我的印象中,又恰恰是之前学界有关梅光迪的阅读及研究中,较少关注甚至忽略未及之处。

       乡情乡谊者的视角,能够在阅读及认知梅光迪时始终抱持一种“情谊”,这种情谊是否会影响到对于阅读及研究对象的客观判断暂且不论,至少从书同的这些文章来看,确有丰富并填补之前有关梅光迪形象的建构之贡献。而对于梅光迪一生道德理想及言论行止的看重,则有可能为梅光迪的现代保守主义思想与传统儒家思想之间的对话,打开一个之前为一些梅光迪研究者欲言又止的话题。尽管书同的这些看法也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但从他的这些文章中,我确实感受到有就此进一步展开考察之必要。

       书同早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后来又曾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进修访学,他本身就是一个学有所成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而据我所知,他也是一个在文学创作上成绩不菲的作家,在散文写作上,尤为引人注目。书同的“学者—作家”这一双重身份,为《君子儒梅光迪》一书的写作方式及质量,提供了一种不可多得的保证。我知道书同一直有意写一部梅光迪传,我也知道他平常还有行政工作缠身,但《君子儒梅光迪》一书的完成出版,至少部分实现了他的夙愿,而且也为他在当地所负责主持的文联工作,做出了一个不小的贡献。

       2018年11月6日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