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传记
作者:汪征鲁      字数:3904
       自有胸襟存天地

       ——回忆我父亲汪大铭

       还清楚地记得,去年(1993年)3月14日是星期日。中午,我去省立医院看望住院的父亲。他依旧虚弱,但精神尚好,挣扎着坐起,饶有兴致地与我谈话。他说:“发生了一件事,简直是一个奇迹。”事情是这样的:昨夜,他服了两粒“安定”后熄灯入睡。但怎么也睡不着,朦胧中,忽感遍室生辉,屋内器物清晰可辨,自己则觉得孔武有力,仿佛又回到了青少年状态。我肯定地说:“你是在做梦。”他回答:“做梦?反正是一种预兆。”第二日,也就是3月15日晚,父亲突发脑血栓,加之原来的心脏衰竭加剧,数小时后遽归道山。他真的去追寻那早已逝去的青少年时代,并永远和它们合二为一了。

       像父亲这样的干部,生前在某一地区还稍有影响,一死就很快湮灭无闻了。陶渊明《挽歌》曰:“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况且父亲的骨灰撒入闽江入海口。于是,我很想写几段文字纪念他,虽不敢比朱自清的《背影》,但总力求实事求是。

       近三四年来,父亲身罹痼疾,形销骨立,几乎到了弱不禁风的地步。缠绵病床的磨人岁月,他仅有的消遣,也是晚年最大的爱好就是下围棋、写回忆录了。他怀念他的故乡——濒临长江入海口的宝山县,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清贫但又奋发的童年;他回忆在上海当学徒的少年时代,在这里他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他更怀念参加新四军后在江苏茅山地区坚持抗战的戎马岁月;回忆孟良崮战役;回忆抗美援朝战争……那是父亲的黄金岁月。那时,他雄姿英发,文韬武略;冒险犯难,屡建功绩;深受信赖,升迁迅速……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那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他和他的那些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老战友们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为民族复兴,为真理而奋斗。对于这一段历史,不管今后风云如何变幻,它永远会作为壮歌而彪炳青史的。

       在家庭生活中,父亲是一个孝子。奶奶出身寒微,早年丧夫,生有七个子女,唯一幸存的只有父亲一人。她老人家视父亲为命根子,故取小名曰“家宝”。父亲到上海当学徒后,奶奶也到上海投亲靠友,寄人篱下,打杂帮工,艰难度日。她翘首企盼着父亲学成出师,组织一个自己的家庭。在父亲满师前夕,正值抗日军兴,父亲毅然决定去安徽云岭新四军军部请缨杀敌。奶奶得知后只说:“你现在比我更懂事了,你认为对的路你就去走吧。”后来,奶奶也投奔茅山抗日根据地,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生活安定了,父亲对奶奶更是恭敬有加,从不拂她老人家之意。奶奶主内,父亲每个月的工资大部分给奶奶。无奈奶奶食不厌精,有时就会入不敷出。每到此时,奶奶便会俟父亲在家时,往他卧室小沙发上一坐,一言不发,闷闷地吸着香烟。父亲见状,什么都明白了,便把平时节约的零用钱装入一信封,不动声色地,偷偷地塞给奶奶。奶奶即刻熄灭香烟“打道回府”。回回如此,绝无例外。童年的我们,异常顽皮,动辄闯祸,有时不慎撞到父亲的枪口上,就会遭到体罚。但只要奶奶在,躲到她身后,天大的事也可化为乌有。后来读《红楼梦》,看到贾母这个人物,对比之下,在家中,奶奶虽无其荣华富贵,却有其尊严与权威。奶奶晚年突患重疾,其时父亲正在九三医院养病,他马上把奶奶接到医院治疗。在很长的一段治疗期间,父亲虽请了一个特护对奶奶加以护理,但自己始终侍奉左右,从喂饭、喂药、擦身、解大小便,以至后来因便秘而用手指抠粪便,一一躬亲。病区的医生、护士、病员无不为之动容。奶奶病危弥留之际,作为唯物主义者的父亲一反常态在日记中写道:“倘若冥冥之中有造物主存在,我愿意折寿延长母亲的寿命。”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邂逅了当年病房的一位护士,她还不胜感慨地说:“汪大铭,孝子啊!孝子啊!”

       父亲因家境贫寒只读过小学,但他一生好学不辍。他在上海药房当学徒时,自修了医学、英文、世界语,业余还参加了一个无线电技术学习班的学习。参加新四军后,更是努力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从青少年时代起,父亲就有记日记的习惯,即使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亦不废此道。所记的日记计有数百万言,为后来所在地区的党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资料。中年之后,工作、生活日趋安定,闲暇时,父亲更是手不释卷,嗜书成癖。在养病的几年内,还学了俄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那些年月,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出版发行工作受到了严密控制,许多书只在内部发行或只能在内部买得到,父亲作为省级干部分有一张内部购书卡。他每月总有一次带我去逛新华书店、古旧书店的内部门市部,而后,抱几大捆书回家。这个日子,也是我少年生活中最快乐的日子之一。父亲买的书很杂,对书目的选择也很有眼光,这些书在“文化大革命”中零落殆尽。至今犹记得的书目有内部发行的《州委书记》《艾特玛托夫短篇小说选》《小铃铛》《第三世界的兴亡》《文史资料选辑》等;有世界名著《莎士比亚全集》《契诃夫短篇小说集》《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等;有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及唐诗、宋词、元曲等;有史籍廿四史、《资治通鉴》《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明清笔记丛书等。集腋成裘,后来家中有三四书橱的书,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化学术氛围。这对我们兄弟姐妹的熏陶至巨。今天,我能跻身学者之林,弟妹诸人亦学有所成,溯本求源,与家父的嗜好与购书是分不开的。

       父亲虽从戎有年,后又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内心深处却隐藏着某种清高与儒雅,且终其一生追慕文人、学者之心未曾稍减。他也一直企图在文学、学术上有所作为。20世纪60年代,在张翼翔、谭启龙等领导的支持、指导下,以父亲为首组织了一个“胜利”创作组,计划写一部以新四军战争生活为背景的巨著。小组成员有黄源、陈山、毛英、骆基等诗人、作家,先后在杭州、厦门、福州等地脱产写作近一年。他们当时自视甚高,信心百倍,以写一部中国的《战争与和平》相许。然而艺术的发展自有其自身的规律,并不是当时流行的“大跃进”“大协作”等方式可以完成的,结果是出了几集《试笔集》后就难以为继而不了了之。随着极左思潮的肃清,他晚年从事党史研究工作,才真正地有所著述。他先后出版了《汪大铭日记》《茅山情》等专著及多篇学术论文,与人合作创作了电视连续剧剧本《江南风云》,还任《革命人物》《福建党史月刊》主编。为此,他被评上编审这一高级学术职称。

       父亲是一个极富个性的人。他性格内向、恬淡,胸有城府。如他虽是从政之人,但对权、利却看得很轻。抗日战争末期,他从浙东区党委组织部长转到野战军任新四军第一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就要求下基层锻炼,后任团政委。20世纪50年代,他在二十八军军政治部任主任,后再三要求由军队转到地方工作。上级任命他为军副政委的命令已经下达,他还是没有恋栈。60年代,任福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他又要求到基层工作,后任厦门市委第二书记。妈妈一直揶揄他清高。

       父亲与战友、同事的交往信守“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信条,加之性格内向,一生几乎没有一个过从甚密的朋友。他从不在私下的场合议论时政,臧否人物,即使在家里与妻子儿女也鲜有推心置腹的交谈,但他能在工作中团结同志,甚至委曲求全。记得“文化大革命”后期,父亲“解放”后,分配担任省“五七”干校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其时,正值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位校军代表苦于抓不到典型,竟打算将刚刚开始工作的父亲揪出来充数,后因形势变化,此事不果。我们都极为气愤,父亲却始终与之合作共事,似乎并无芥蒂。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在干校有了权,也未提此事。古人云:“君子不党。”父亲堪当之矣。

       父亲从不利用权力为亲属谋福利。他一生没有介绍一名亲属任公职。这些年来,“走后门”“请托”之风颇盛,子女们有时遇到困难,也提出这样那样类似的要求,他无一例外地加以拒绝。

       父亲办事耐心、周密、扎实、细致,可以说是临事以敬,“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工作中,凡他经管的文件、报告、计划几乎都是自己撰写、拟订,从不假手秘书。“文化大革命”后期刚“解放”,一度卜居省委党校,等待分配工作。当时发还回一大堆“文化大革命”初被没收的日记、照片、信件。这些东西由于历时长久,加之保管不善,已严重破损、霉烂。如何处理,我们都感到棘手,父亲却坐定下来,将之分门别类地整理、清洗、剪贴、誊写,后装订成几大册。真可谓心细如发。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文化大革命”后,深知父亲的国务院侨办副主任林一心推荐父亲担任复办华侨大学的工作。后来的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也积极支持了父亲的复办工作。一所停办多年、校舍又被其他单位占用的大学要恢复,这里头千头万绪有多少难题啊!父亲对办校方略、系科设置以至经费、基建、师资、生源等工作,事无巨细,无不倾心经营。父亲深谙办学以师资为本的道理,他千方百计地罗致人才,亲自解决他们的职称、职务、住房、家属安排、子女入学等问题。据我所知,他就从大连工学院请来了博士生导师刘培德教授,从上海请来了硕士生导师方志城教授,等等。经过父亲与华侨大学同仁不懈的努力,一所废顿多年的大学,在短短几年内就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获得海内外人士的交口称誉。

       人都是吃五谷杂粮,不可避免地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以至缺点。父亲也不例外。如对我们而言,他太严肃,太正统,有时甚至太不近人情,以致彼此间缺少父子温情。小时候,他从未与我们一同游戏玩闹过;长大后,彼此间很少交流,有限的谈话也多是他单方面的训话、说教。他从不允许我们沾他待遇的光,甚至到了十分苛刻的地步。这也是当时一部分高级干部共有的现象。他晚年退下来,正当我们能较为推心置腹地交谈时,他又永远地离去了。父亲的死,使我们全家深深地悲哀。

       终观父亲的一生,我曾为他撰一挽联:“虽非伟人自有胸襟存天地;终是志士更无恩怨遗后昆。”他的确是一个杰出的人,一个有个性的人。

       1994年3月于福州